如何理解传统诸子学？传统诸子学中有没有全人类普遍适用的思想文化价值即共同价值？如果有，具体体现在哪些方面？当下新子学最神圣的学术使命是什么？本文对这些问题加以论证。

先生为献官，命贺孙为赞，直卿居甫分奠，叔蒙赞，敬之掌仪。在这种思路下，他找到了一个对内心做工夫（纠正或回归）的路径。

[5] 林乐昌：《张载礼学论纲》，第49-50页。以《中庸》为例，洪淑芬说：《中庸》在宋代的发展，并非在一开始即以‘治性之书的面貌呈现，更非在宋初即广受重视与关爱，它之所以成为理学的重要经典，是奠基在许多人的推动，同时也历经不同阶段的发展。朱熹对张载制礼的评价分为正反两个方面。特别当释士以劝善方式宣传百姓放弃《周礼》的祭祀之法，这为张载所不容。在张载看来，人的外在行为与内在德行之间是正相关的。

[36]这里，朱熹详尽其材，亦在说明古礼存在的必要性。张载主要是解决秦川之地周礼疲弊的问题，意在移风易俗。因此，民间信佛者众，也就不是什么奇怪的事。

这一切，我们可以从朱熹《小学》、《近思录》等相关文本中得到相关的佐证。今人乍见，往往以为难。从一定程度上说，张载的礼学思想是朱熹礼学思想的初级阶段或基础，而朱熹的礼学思想是张载礼学思想的丰富和完成阶段。[39]但这并不影响朱熹对张载制礼的真实性的肯定。

横渠却是用官法教人，礼也易学。本文的目的意在点明这一个研究的重要性，从张载的制礼思想谈其礼思想对朱熹的影响。

[23] （宋）张载：《张载集》，第279页。他说：盖礼者理也，须是学穷理，礼则所以行其义，知礼则能制礼，然则礼出于理之后。也就是说，朱熹认为张载之礼，是较为符合古礼或周礼。我们无法知道此时张载是否是受到二程的影响，还是他影响了二程，达成了对气质由善变恶的理解。

[19] （宋）张载：《张载集》，第325页。横渠却视祖先远近为等差，墨布冠，墨布缯衣。吕大临说：近世丧祭无法，丧惟致隆三年，自朝以下，未始有衰麻之变。面对这种情况，张载主张捍卫古人祭祀之礼，于是自撰《墓祭礼》。

然犹有这不善，便是粗。朱熹认为，张载之礼较为符合古礼，为礼之正朔。

[30] （宋）张载：《张载集》，第378页。司马温国文正公、东三。

《朱子语类》曾记载一段朱熹弟子问朱熹，横渠之教，以礼为先。[39] （宋）黎靖德：《朱子语类》，页2192页。[6]这也就是礼、理同一的思想，这在儒家经典《礼记》中的《仲尼燕居》、《乐记》诸篇均有所体现[7]。同时，作为朱熹教育思想的集结的《近思录》而言，张载的思想占有相当大的比重。在朱熹看来，追溯古礼，是当今礼仪存在的合法性来源。但在朱熹这里，对理的关注明显是要强于于礼。

[32] （宋）黎靖德：《朱子语类》，第2183页。[22] （宋）张载：《张载集》，第281页。

要之，温公较稳，其中与古不甚远，是七八分好。二是张载对传统粗俗之礼的一种移风思想的体现。

相比于儒家，由庙堂之远，民众无法获得有效的思想传承，遂产生礼崩乐坏的情景，也就在情理之中了。[44]可见在朱熹看来，张载之礼又非先儒之礼，而是自为一说。

张载面临的是秦川之地移风易俗的问题，而朱熹则面对心性的问题（主要是陆九渊、陈亮等人的挑战）。知礼成性与气本为善，则表达了变化气质的先天基础和后天变化的可能性。朱熹说：忌日须用墨衣墨冠。[20] （宋）张载：《张载集》，第288页。

两人当即写信向朱熹询问。同时，张载丧祭之礼在民间有较大的影响力，由于其简单易学且具有一定的说服力因此能达到曲尽诚洁之功，又能达到终乃信从之效。

二是朱熹颇为重视张载关于祭丧礼的形式性。养浩然之气须是集义，集义然后可以得浩然之气。

二者相比较，前者较易引起学者的重视，成为研究的张、朱关系的一个重点。这在普通民众的身边真正的存在。

我们给出的解释是：维护古礼与自为一说之间在逻辑上似乎南辕北辙，实则是一体两面。张载的尊礼贵德思想应为他修身工夫的两种形态，即知礼成性和变化气质。总体来说，朱熹礼学中充满着张载的影子，这是一个不可改变的事实。[48]又如，新书院告成，明日欲祀先圣先师，古有释菜之礼，约而可行，遂检《五礼新仪》，令具其要者以呈。

这对秦川之地的移风易俗启到了较大的作用。张载早年信佛，晚期辟佛，其原由就在于佛教对儒家丧礼的道德挟持。

先生（张载）继遭期功之丧，始治丧服，轻重如礼。[15] （宋）张载：《张载集》，第191页。

大抵古礼不可全用……温公错了，他却本荀勖礼。[3]在朱熹对儒佛的诸多论述中，均体现出张载思想的印记。